被称为“高领衫男神”的他 是国民币入篮背地元勋

原题目:他是被称为“高领衫男神”的经济学家,国民币入篮的背地元勋

朱民说,相较于金融家、银行家的角色

他更喜欢经济学家这个身份

朱民,清华大学国度金融研究院院长,世界经济论坛董事会履行董事。2011年7月至2016年7月期间,担任国际货泉基金组织副总裁;此前曾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和中国银行副行长。

2018影响中国年度学者  

朱民:一位经济学家的家国天下

本刊记者/姜璇

本文首发于总第882期《中国新闻周刊》

获奖理由——

他是一位生成的金融家和外交家,以出众的能力和奇特的外交魅力,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职期间,参与化解了欧洲债务危机等诸多国际金融风险和挑衅,推动了“人民币入篮”等重大全球管理名目,并极大增进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

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卸任后,他拒绝了顶级国际机构的工作邀约,扎根海内高校,传道解惑,为中国经济建策建言,并在国际上继续传递中国的声音。

两年前分开IMF时,面对媒体追问从IMF任满离任后的去向,64岁的朱民曾打趣回应说,“头发白了,该退休了。”

事实上,这个时候,他已经为人生的下半场做了妥当的部署。

朱民婉拒了国外顶级机构的邀约,选择再次回到国内,在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担任院长,作为他重新动身的起点。

回归学者身份的朱民,比以前放松了很多。他也越来越多地呈现在大众场所,面对民众传道解惑。从中国宏观经济演变到中美贸易摩擦,在演讲中他喜欢征引大量的数据佐证,因而总是需要不断在屏幕前走来走去,指着某处数据分析其背后的意涵。

他不知疲倦地阐述了金融危机10年之际咱们所面对的一个布满未知市场:全球债务范围持续回升,股市估值处于历史高位,公司收益增长收益远低于股市上升速度,影子银行继续扩大,金融市场的集中度正在上升,银行、保险、资产管理等各类金融机构的风险情形发生改变。我们还同时面对的是一个未知的经济:经济中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经济结构轻化,人口老龄化,气象变化催生新的行业。

朱民提示人们,要关注世界经济金融高度关联化引起的市场波动和溢出的冲击。他甚至忠告说,世界可能已经站在另一场危机的门槛。在他看来,很多景象是前所未见的。“风起于青萍之末,然而当初是风已经来了结不晓得从何而起。”

他面带微笑说着这些,言谈儒雅谦和。身体高大的他把标记性的高领衫搭配西装穿得极为妥当,于是很多网友赞他为“高领衫男神”。不过,这位颇有网红气质的经济学家至今没有社交网络账号,他调侃自己“挺落伍的”。

十年苦干,十年苦读

朱民是恢复高考轨制后第一批走进大学的“老三届”。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导部《对于1977年高级学校招生工作的看法》,当年12月,26岁的朱民同全国570万考生一起走进考场,最终以数学满分、英语几乎满分的成绩被复旦大学录取。

朱民最初想选的专业是物理,但北大经济学专业毕业的父亲建议他改选经济专业。彼时,经济范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切进口,与经济相干的专业站到了时期的风口之上,国家也急需大量的经济人才。

朱民至今对那段充斥豪情的青葱岁月历历在目:在复旦,与他同在一个班的人来自天南海北,大家甚至不在统一个年纪阶段。有喜好文学的同学打着手电筒给大家读刘心武的《班主任》;同学们讨论马克思异化人性的争议,激辩萨特《龌龊的手》,还在中文系的走廊里读同学卢新华的手稿《创痕》;班里有三民——潘振民、华民、朱民,常一起辩论经济理论问题,尤其喜欢舌战资本论。

多年当前,在入校40周年的留念运动中,朱民返校作了“感恩复旦40年”的感言。他说,“我在复旦碰到了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同窗,最好的引导。复旦给了我人生的信奉,复旦给了我那么多的关爱。我在复旦学习了知识,学了方式,理解了人生,懂得责任和家国情怀。复旦转变了我的人生。”

这与他之前的十年构成宏大反差。1968年夏天,16岁的朱民跟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浪潮,进入阔别闹市区的一家食物厂当一名工人,一干就是整整10年。

朱民曾在电视节目中回想当年的情景:进工厂的第一天就做装卸工,扛200斤的糖包。天天白天大汗淋漓地工作之后,晚上回家还要拉一会儿小提琴——这是小学的时候母亲要求他把握的一门西洋乐器。母亲还请求他控制一门中国乐器,他选了竹笛。

更多的业余时间他花在读书上。他读了《毛泽东选集》;在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同时,还读了《反杜林论》《德意志意识状态》《哲学的贫穷》;在批孔的时候读《论语》。

朱民说,这十年让他读懂了什么是生涯。荣幸的是,在看似没有未来的十年里,他坚持读书和学习。读书给了他力气,在读书中反思历史,期盼未来,向往人道的善,以及社会道德和制度的美。

时至本日,朱民仍然花大批的时光读书,他将快捷适应并胜任一份主要岗位的能力,归功于大量量、有重点的浏览。“读书一方面能让人的知识体系转化为本身的资本,另一方面可能晋升人的教养和涵养。读书是一辈子的事情。”他告知《中国新闻周刊》。

复旦毕业后,朱民因成就优良留校任教。在复旦执教期间,他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从政阅历:兼任上海市体改委跟上海市政府经济研讨核心的特殊顾问,甚至一度担负时任上海市市长、市委书记汪道涵的特别秘书。

1985年,朱民赴美求学,先后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学位,以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多少年的留学经历对他的全球视野和国际思维是一个启蒙。

博士毕业后,朱民曾留在美国工作了六年时间,先后担任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政策研究所副研究员,以及世界银行政策局经济学家。固然身在国外,但他始终心系中国。他时常想起他在普林斯顿的老师保罗·沃尔克。前美联储主席的沃尔克以正派、动摇保卫公共利益而著称。“他永远把社会和国民责任放在第一位。”朱民如此评估沃尔克。这种责任感也时刻叩问朱民的心灵——选择经济学的初衷是生机能为发展中的中国尽一份力。但是在外流浪已经十年了,还能回得去吗?

全球视野,天下情怀

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原院长洪文达在1995年的一次彻夜长谈,消除了朱民心中的疑虑。

“他(洪文达)说,中国的改造开放如斯的方兴未艾,像你这样的人,你不抉择,必定要回去,参加这个大潮,把本人学到的常识为中国做一点事。你逝世而无憾。”在接收《中国消息周刊》采访时,朱民一字一句地复述洪文达当年对自己说过的话。谈及已经病逝的恩师,朱民眼眶潮湿了,“洪老师老是在我人生中良多要害的时刻给予指引。”

“回国素来就不是一个取舍。就像子女对父母一样,是一种义务和使命。”朱民说。

1995年,朱民在美国招待了访美的老朋友周小川、楼继伟和曹远征。谈起国内的发展远景和急需人才的事实,朱民表白了归国效率的志愿。

他的主意很快有了回应,中国银行向朱民伸出了“橄榄枝”。1996年,朱民回到中国,加入中国银行。尔后,他在中行工作了13年,从行长经济参谋始终做到副行长。

在这13年间,朱民率领中行走出“技巧破产”的边沿,主导实现中银香港的上市和中国银行的重组和上市。

1999年12月,国务院正式批复“中银香港”上市打算,朱民担任专门成立的1216办公室的主任。当时,中国银行在香港的各个机构所有权构造盘根错节,这些机构中,在港注册的四家机构由九家基金组织间接持有,有七家机构在北京注册,还有一家是总行在香港的分支机构,上市必需要理清股权关联。同时资产品质重大恶化,资本金不足。

同时参加这项工作的曹远征把这项工作比作串联电路:任何一个细节不外关,灯泡都亮不起来。

为懂得决这个困难,朱民研读法律法规、访问股东、编辑置换文书。“20多吨文件,每个字、每个标点符号都要过目且不能犯错。”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同时,他大马金刀地清算资产,整合机构,重建风险管理系统。

在全球经济低迷、股市动荡的2002年,中银香港如期上市。

之后一年,朱民又领导团队完成了中国银行团体重组和150亿美元首次公然募股的义务,中国银行成为国内首家H股和A股全流畅发行上市的银行。

2009年10月,朱民调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但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不到半年,朱民的职业生活又迎来一次重大转折。这一次,他的舞台又转向了国际。

2009年,恰逢IMF日本籍副总裁筹备离职,于是,中国政府力荐朱民参选新一届副总裁。此时,世界金融危机爆发,而中国经济正在强势崛起,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也在逐渐增添。

但终极由于日本政府保持日本籍副总裁连任,朱民这一次冲击IMF副总裁的努力受到了挫折。

朱民对那一天记忆犹新,当时他已经达到伊斯坦布尔,准备参加IMF的年会。“反正伊斯坦布尔的羊肉挺好,当时预备吃完就打道回府了。”朱民开玩笑地回忆道,“但是,周小川说,羊肉汤你就吃吧,但事情还没有做完。”

果然,“事件还没完”。经由连续的沟通和博弈,2010年2月24日,IMF总裁卡恩任命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担任其特别顾问。一年之后,IMF设破了第四名副总裁的职位,朱民成为首位进入IMF高层的中国人。

这是继2008年北京大学原中国经济研究中央主任林毅夫出任世界银行高等副行长后,又一位进入国际金融治理机构的中国人。朱民的履新给新兴经济体在寰球金融市场格式的话语权裁减、IMF功效和作用的从新定位带来更多等待。

国有银行和央行的工作教训、熟稔国际金融研究,流畅的英文,一个能代表金融中国的新形象跃然纸上。在他前往IMF工作之前,媒体报道用“实干家+银行家”“中国突起的输送生”“中国声音的金融代言人”等词汇来形容朱民。

朱民说,前去IMF赴任的心境是“忐忑的”。IMF是领有1500位博士经济学家理论素质极高的专业组织,作为新兴经济体代表进入管理高层,他的履职没有任何可鉴戒的经验。

事实证实,他的担忧不无情理。IMF的工作讲究效力,问题探讨不会超过一小时,处于他这一级别的人须要具备在不同工作内容中疾速切换的才能。因此所有的经济学实践都必须熟稔于心,才干适应工作节奏。

于是,在58岁之际,朱民又站到另一个出发点重新开端,刻苦学习,没日没夜地加班,普遍交友,努力沟通。

回想朱民在IMF期间的工作,他力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努力修复亚洲与该组织的关系,帮助欧洲解决债权危机。他引领了就业和增长、经济金融关联和溢出、宏观审慎、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等一些列打破“华盛顿共鸣”的政策研究。他勉强业和增加的基因注入IMF的思维方法中,冲破了传统的需求主导思维,提出结构改革推进经济增长的概念。他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需要的研究和投入,把环境、懦弱性等引入政策框架,辅助IMF重获发展中国家的信赖。

他也是人民币入篮当面的功臣,在经济体量扩张、试图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中国,和份额改革受困于美国、愿望扩展基金组织基本和国际影响力的IMF之间,他努力寻找到了好处的穿插点。

IMF总裁拉加德很信任这位密切战友,对他的称颂不吝溢美之词,“他踏实的风格、绝佳的风趣感以及平和的个性,与他出众的智慧和对经济学的热忱完善联合,使他可以处置各种问题并发挥了出色的领导能力。”

在IMF工作的六年间,朱民的尽力耐劳取得员工和各国政府一致赞赏。他最多时要对IMF189个成员国中的97个国家进行宏观政策督导,审视97份国家年度讲演,这些国家既包含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等,也包括埃及、沙特等新兴市场国家,还有非洲、拉美和中东的国家。他批阅了300万页的英文文件,为历年IMF副总裁之最。他均匀每年要出访一百多天,“简直每天在倒时差。”他埋怨道。

“从前是平行地看世界,到IMF得是鸟瞰全部世界系统。”朱民说,“能代表中国服务世界是最大的光荣。”

他说,在IMF工作最大的播种能够概括为八个字:全球视线,天下情怀。

人生的下半场

朱民曾读过一本书,书中说人生是由两个“一半”组成的,退休之前是人生的前一半,退休之后是人生的后一半, 而人生的前一半是为人生的后一半做准备的。

“我想,我要开启我的后一半人生了。”朱民离开IMF时说。

他谢绝了许多国际顶级机构的邀请,挑选回到中国,到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工作。

辗转半个多世纪再回高校,朱民说自己有充足的理由:一来可以持续做自己喜欢的研究,施展学术特长;二来可认为中国人民银行等监管机构供给剖析和政策倡议;三来可以为中国金融国际化和全球化培育和输送人才;四来继承在国际舞台发表中国的声音。

甫一上任,朱民便快马加鞭地与国内经济金融界专家及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的老师们进行座谈。他期待研究院探讨国内外的重大前沿问题,同时把中国的声音带到世界舞台上去,参与世界的讨论。

他把国际视野带入研究院,“研究院要从国家定位和全球视野的角度看问题、分析问题,以高真个学术尺度发出独立声音。”他牵头了中国经济40年崛起在世界的研究、中国金融发展40年研究、中国银行业模式研究、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增长研究、中国经济2035等一系列研究。

关注到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及其可能对金融的冲击和影响,朱民跨界进入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早年对物理和数学的酷爱竟然在这个时候帮了忙。2017年4月在深圳的“IT峰会”上,他系统地阐述了人工智能可能的发展、影响和冲击。这个发言引起了敏感的深圳市政府的关注,他们随即委托朱民为深圳做一个深圳人工智能发展策略研究。研究历时一年,最终呈文得到深圳政府的高度赞扬和器重。

他喜欢和学生交换。他给学生讲解全球经济金融格局变更,以及全球经济金融关系性的冲击。他在清华开设了“将来已来:世界首领论天下”系列讲座,请他的老友人们来清华和学生背靠背交流。桥水基金总裁达理奥、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摩根大通全球主席法兰克、日本资生堂总裁鱼谷燕雅、标普全球总裁彼德逊等都曾应他的邀请登上了清华讲台。

从金融危机到国际金融格局演化,从中国宏观经济到金融改革,从中美商业争端到全球经济的未来走势,他的研究课题源源一直,极具前瞻性和启示性。

在金融危机暴发前,他曾对全球经济的“适度金熔化”提出预警,并在危机爆发后,屡次论述金融衍生工具过度泛滥的迫害,主意“去杠杆化”。英国经济学家利亚姆·哈利根曾撰文回忆,“我直到2007年1月才完整意识到次贷的危险。促使我发生这一认识的是朱民的一次报告。朱民说,‘到处都是钱。每秒钟都可以从市场失掉流动性。所以人们在投资时忘了自己所承当的危险。’”

2016年12月,特朗普入选美国总统,朱民就对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和全球影响做了分析,提出贸易战和税改一定会产生,并对全球经济金融产生重大冲击。2018年年初,他又提出2018年不是危机年,是大幅稳定年。

在今年《财经》年会上,朱民对话美联储前主席耶伦。朱民总结说,要对2020年或者2021年可能涌现的全球金融波动有所准备。“届时,美国实在利率走正,财政刺激政策削弱,美国经济会较大幅度放缓,而资本可能将持续向美国回流,引起新兴经济市场波动和汇率波动。”

近两年,朱民常以经济学家的身份缺席各种金融论坛,对国际金融局势和宏观经济问题发表看法。他是世界经济论坛的董事会执行董事,长年加入达沃斯会议和论坛。他也是彼得逊国际经济研究院的董事,常和研究院的专家争辩。他也是G20的16人名人小组成员,介入起草世界经济金融管理机制改革的提议。

朱民说,相较于金融家、银内行的角色,他更爱好经济学家这个身份。

他意识到,全球经济理论和实际语境在更多地关注中国,中国本土研究值得深耕发掘。“中国的货币政策改革、中国金融体系及风险监管、非惯例的货币政策、全球资本流动、建立全球金融保险网、全球货币体制树立等国际金融改革发展问题都可纳入研究院未来的方向。”

当问及今后还想做什么事,朱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盼望能赞助更多中国的贫苦学天生才。

起源:中国新闻周刊